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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种反转现象。本来欧洲财政状况不错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传到欧洲，引发了欧洲的金融危机、经济危机。靠财政去救，结果赤字率一路飙升，债务负担非常重，一些国家搞得快破产了。后来又转回来救财政，加税、缩减支出 ，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的老百姓就不干了。加税老百姓不同意，减薪公务员不同意，最后连警察都上街游行抗议，这就引发了政治危机。财政出现危机直接会引发政治危机，反过来会加在经济身上，使经济危机更加恶化。

纵观中国几大商帮，晋商“成也官，败也官”，徽商“盛于儒，衰于儒”，浙商则源于一个“穷”字——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40年前，资源“穷尽”的浙江人，迎着改革开放的浪潮，敢为天下先，涌现出一批以宗庆后、徐冠巨、南存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，白手起家，实业兴邦。

结构性的政策不仅仅体现在分配结构上，还体现在营商环境中。税收也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维度。我国的营商环境在世界上的排位上升很快，2018年排到了第46位，2019年估计还会进一步提升。这与税收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当然还有其他的维度，比如说企业开办效率、证照办理手续效率等，体现在需要多少天、多少个小时。这些与正在进行的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跟财政也联系在一起。

当前面临的问题，是不确定性扩大引发了公共风险，我们要从公共风险方面去防范化解。但防范化解的过程中，一部分风险转移到了财政身上，变成了财政风险。从收支的角度来看都是赤字问题、债务问题，这只是一个结果。光从数字来看，似乎跟需求管理没什么区别。这只是看到现象，实际上有本质的区别。财政最终都会表现在收支、赤字、债务等一系列数字上，离开收支账本就谈不上财政。面对公共风险，一个重要方式是通过扩大财政自身的风险，把一部分公共风险转移到财政身上。大家知道，企业的杠杆可以转移到政府身上，而公共风险转移到财政身上就变成了财政风险。财政风险成为一个工具，但要保证财政可持续，就要权衡、拿捏好这个度，作为吸纳公共风险工具的财政风险不能过度使用。如果财政一点风险都不敢担，只考虑财政自身，那公共风险就会变成公共危机，最终财政也要出问题，财政也会弱化。更重要的是，作为消防队不去救火，那它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财政的基本职能就是维护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和发展，应对公共风险是财政的天职，是人类社会进化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，也是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一种机制。

最新消息是，海康威视可能再次被盯上了。据媒体报道，美国正考虑要求国内公司必须获得政府批准才能向这家来自中国的AI安防公司供应零部件，以限制该公司获取有助于为其设备提供支持的技术。不过官方尚未公开有所表示。甚至有网友调侃道：当前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矛盾，是华盛顿市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居民和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企业之间的纠纷。

这种不确定性随时存在，问题是当前的不确定性已经溢出了市场。什么叫溢出了市场？市场就是一个经济游戏，市场本身就需要这种不确定性。就像我们打扑克牌，四个人也好、六个人也好、八个人也好，输赢结果事先谁都不知道。打牌的乐趣就在于结果的不确定性，不知道谁输谁赢，所以大家就乐在其中，这就是不确定性的魅力所在。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，怎么可能优胜劣汰呢？怎么可能竞争呢？引进市场机制，也可以说是引进一种不确定性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都是确定的，全给你规定死了，大学生毕业由国家分配工作，甚至结婚生孩子都要有指标。企业生产什么、生产多少、怎么生产，都是上面按计划规定好的。你生产的东西卖到哪个地方哪家企业，这些都是确定的，所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几乎所有都是高度确定性的，整个经济社会的生产生活都是通过计划规定好的，所以大家就没有自由创新的空间，也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，谈不上什么创新性，所以低效率。引进市场机制就是引进了一种经济游戏，让大家在经济游戏中获得乐趣，这符合人的天性。所以我们的吃饭问题很快就解决了，穿衣的问题也解决了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国家综合实力也增强了。